援藏是一次检察情怀的“自觉之旅” 

　　2019年7月刘烁到西藏自治区检察院任检务保障部副主任。她主动报名援藏就是在基层探索检察技术机制改革的一次检察情怀的“自觉之旅”。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为数不多的“80后”女处长，她也是中组部第九批援藏干部中为数不多的女同志。

　　 

　　

　　2005年，刘烁从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毕业，到最高检从事检察技术工作。十几年来她不断致力于检察技术和检察业务的融合发展，成长为检察机关文检专业的领头羊。原本计划“40岁以前当专家，40岁以后回高校”的刘烁拒绝了几所知名高校的邀请，留在检察系统。“检察技术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体现它应有的价值”。刘烁干出一股“不服”的劲儿来。

　　工作中她一直致力于推进检察技术在办案中发挥作用。在最高检工作期间，她主办了500多件重大职务犯罪或者疑难复杂的技术案件，被检察官评价为“教科书式的出庭”。 

　　2017年她发现在个案中体现检察技术的作用效率太低。检察技术更需要机制上的改革创新。刘烁想为检察技术“拼一下”，从那时起她就渴望到基层锻炼，得知单位组织援藏她当即报名。高原缺氧等问题，并不在刘烁的考虑范围。 

　　2019年7月刘烁来到雪域高原，看到西藏检察在信息化建设方面的欠账，十分焦急，常常凌晨两三点还在加班，以至于落下了一疲劳胸口就痛的毛病。工作忙，吃饭都省了，同事从食堂带回来的鸡蛋和酸奶在办公室堆了个小山包。高原紫外线强、缺压缺氧，她脸上晒出了斑，头发也白了，吃不香睡不整。但是这些在她心中都不算困难，她说真正的困难是“对家庭和孩子的愧疚”。 

　　进藏的时候女儿幼升小，没能帮孩子做好幼小衔接。“我的困难是有期限的，相比于西藏本地干部，他们才是奉献，考虑孩子的身体发育和教育，在藏干部两地分居甚至三地分居是常态，这是看得见的老西藏精神。” 

　　　　让证据能够经受住历史的检验和辩方的质疑 

　　在西藏自治区检察院，刘烁担任检务保障部副主任，同时跨专业到了财务装备、信息化、后勤服务这三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她凭着强大的学习能力边学边干，一开始缠身于各种繁杂事务中，无暇顾及检察技术工作，也没有好的机会打破西藏7年没有检察技术办案的僵局。

　　 

　　

　　2020年区检察院查办一起职务犯罪案件，专案组受困于一个专业性问题，听取汇报时院领导想起刘烁是司法鉴定专家，就指派她负责技术取证工作，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就此检察技术案件的需求越来越多。2020年刘烁组织办理了“5·18专案”“1·15专案”等重大敏感案件共7案15件的技术取证、技术性证据审查、司法鉴定、专家论证等技术办案，办案质效受到自治区领导和院领导的好评。

　　刘烁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中央扫黑办督办的拉萨“1·15专案”中，法医学专家论证是10年陈案得以突破立案的关键。波密“5·18专案”中，规范严谨的法医鉴定和电子证据取证，让律师团队对证据问题零质疑。 

　　“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是检察机关独有的机制，目的是在检察办案环节，帮助检察官发现技术性证据的问题，将有问题的证据排除，有瑕疵的证据补正，让从检察机关出去的案件，在证据方面能够经受住历史的检验和辩方的质疑。”刘烁向记者解释。 

　　通过案件的办理和在全国业务培训授课期间对一些典型案例的剖析，西藏的检察官们也从对检察技术不了解到需求逐渐增多，逐渐形成了利用科技力量提升办案质效的理念。 

　　“要像经营店铺一样，经营检察技术工作，让检察官喜欢你的产品，让你的产品吸引更多的回头客。”刘烁说。 

　　　创新“技术证据组”支撑办案 

　　2021年西藏区检院“5·13”专案系列案件办理中，刘烁在西藏区检院领导的支持下向最高检申请了7名内地省份的检察技术骨干进藏，组建“技术证据组”，以“一站式”服务对接6个办案小组、5个巡回检察组，统筹解决办案中涉及的专门性问题。 

　　办案对专门性问题的需求不限于传统的检察技术专业。比如在检察监督的一起重大立功减刑案中，涉及皮烙画技术，刘烁联系到故宫、文联行业协会、工艺美术学院的专家，为检察官解决了这一专门性问题。 

　　在办案组中设立“技术证据组”是检察技术扁平化融入办案的有益探索，不但在突破案件、提高办案质效上提供支撑，更减轻了办案人员对于专门性问题取证上的负担。这种“一站式”支持办案的方式，配合更快捷，检察官能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技术性证据，办案效果更突出。 

　　对于科技强检，刘烁有自己的思考，“这是一个科技爆炸的时代，科技强检已经成为检察机关必须直面的一个严肃话题。科技强检在形式层面是信息化建设，在实质层面是科技在办案中的作用，是以科技手段提高发现线索和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的能力，以此提升检察机关办案质效。检察技术工作就是要起到检察监督‘排雷手’‘武器库’‘情报站’的作用。

　　（来源：中国妇女报）